藩国周作人所写故乡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

周作人所写《故乡的野菜》（1924年）是名篇，许多人都知晓。后来，汪曾祺作了一同题文章（1992年），记述自己家乡的野菜（周为浙江绍兴人，汪为江苏高邮人），其中意趣值得玩味。于文化趣味及文字趣味，汪曾祺得之苦雨斋的影响不在少数，及至晚年，他拿来苦雨斋之同题作文，是一种致敬，抑或未明言的游戏式的“比赛”，我们或许可以有不同的猜测，但从中透出的文脉之绵延与变数，却是颇可探究的。

汪曾祺的文学趣味受废名、沈从文的浸染，而文化趣味更多来自于周作人、俞平伯一脉。从前后两篇《故乡的野菜》中可看出，他们对民俗谣曲、野史杂记兴味浓厚，多所点染。周作人引浙东童谣，“荠菜马兰头，姊姊嫁在后门头”；汪曾祺回忆儿时听到的叫卖声，“卖枸杞头来！”又引家乡歇后语，“王西楼嫁女儿 画（话）多银子少”。周作人征引《西湖游览志》、《清嘉录》中关于荠菜花的记载，汪曾祺征引《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中的莼菜记录、《野菜谱》中各种野菜的记录。

周作人写小品文，学术味道极浓，因其本质为学问家、爱智者，其学识由散文的形式表现而已；汪曾祺的散文，思想的历练不及苦雨斋，但其特出之处在于文字的灵动鲜活，多小说的笔法，毕竟他本是小说家（汪的许多小说、散文的界线模糊，因为他不认为两种文体必须泾渭分明）。周作人的文章是雅的，即使写野菜这般普通俗常的物什，亦无改其气质。而汪曾祺的描写，如“枸杞头带着雨水，女孩子的声音也带同时称日本需要证明其刺激举措不会落入债务危机的结局。着雨水。枸杞头不值什么钱，也从不用秤约，给几个钱，她们就能把整篮子倒给你。女孩子也不把这当做正经买卖，卖一点钱，够打一瓶梳头油就行了”，语调温婉，且极具画面感，这是在苦雨斋笔下不会出现的。

周作人的白话文很耐读，有涩的感觉，因为他喜欢时时夹杂文言的成分。汪曾祺与之相比，文字是极白的，简直就是大白话（除去从古籍里来的引文），但我们读之，觉得耐读，白而不俗，如上引女孩子卖枸杞头的几句，每句话都很“白”，不过连在一起，却很有味道，是有意蕴的底子的。这其实和苦雨斋异曲而同工，都有着对古汉语的极度熟稔。苦雨斋用文言改造白话，句子的结构、段落的文义关联，乃至字词的选择，都有脱胎换骨之功；汪曾祺成熟期的文字，几乎用纯白话，但这白话却非简单的、拉拉杂杂的口语，是对汉语言苦心孤诣提炼所成，他曾用川菜里的“开水白菜”做比，其“汤清可以注砚，但是并不真是开水煮的白菜，用的是鸡汤”。

汪曾祺写小说，写散文，亦写了不少文论文字（辑为《晚翠文谈》），对自己的师承及所受影响多有谈论。如外国的契诃夫、阿左林，中国古代的归有光，现代的鲁迅、沈从文、废名，这些说法自然是不错的，或明或暗的影响我们稍加注意的确可感受到。不过，他极少提到周作人，在自己的师承方面似避免谈及，只在别的文章里涉及过苦雨斋（如给废名小说选集写的序《万寿宫丁丁响》）。我想，这多半可归结为政治原因，1949之后的头三十年，周显然是禁忌（其出版书籍亦须换个名字），而改革开放之后，周的著作出版及评价虽在慢慢解冻，但仍争有个别年级为了一些常犯错误的学生保证以后不再犯错误议纷繁，现实的与心理的阻力还是很大的。汪曾祺应该很早就读过苦雨斋的书，且年纪及长，趣味与之愈加接近，影响想来是不可避免的。《万寿宫丁丁响》写于1996年，其时的文化环境已算是宽松，所以文中多引周作人对废名的评价，不知是不是一种委婉的表示？自然，写《故乡的野菜》同题文章，其方式更为直截了当。

论学问，汪曾祺远不及周作人，当然他也从未想在学问上追摹前辈。周作人之于希腊学、日本文化、儿童研究、妇女研究、性文化研究都是开拓式人物，影响不仅在当时，于后世亦延绵不绝；汪曾祺读书不算太多，是作家式的读书，偏好性明显，如笔记、方志、游记、画论，关于风物民俗草木虫鱼的书等等，《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甚至《宋提刑洗冤录》，都是他的喜好。在读杂书这一点上，两人是共通的，不过苦雨斋学问更为广博，思想亦更为浑厚。置诸文章写作上，汪曾祺不及苦雨斋之深邃，但其特出之处是文学趣味的加入，糅合那些兼容并蓄的学问杂拌儿，倒创出了他自己的文字情致来。比如这一段：“马齿苋开花，花瓣如一小囊。我们有时捉了一个哑巴知了 知了是应该会叫的，捉住一个哑巴，多么扫兴！于是摘了两个马齿苋的花瓣套住它的眼睛 马齿苋花瓣套知了眼睛正合适，一撒手，这知了就拼命往高处飞，一直飞到看不见。”这是闲笔，而好看亦好看在此处。

文化传统的中断或接续，似是一个严重的话题。其实自苦雨斋至汪曾祺的文章来看，更有温润的色彩在，一股潜流在地下静静流淌，多年不绝，值适宜的境遇，重获新机。文化之“化”，非短时间可为，是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果。汪曾祺曾引用托尔斯泰称道的一句话，“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或可移来用作一种隐喻吧。

(：王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