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講環境權會損害環境法效力

不讲环境权会损害环境法效力

中国环境报社 李成思 刘晓星 编者按 权利和义务不仅是法学的基石范畴和逻辑起点，也是法律的最普遍、最常见的要素《环境保护法》作为环保领域的综合性法律，调整的是环保领域具有全局性、总体性的重大问题，应当对环境保护的权利义务等做出规定为此，中国环境报社特别采访了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蔡守秋，讨论了从公民环境权利，到国家环境保护义务，再到环境公益诉讼纳入《环境保护法》的正当性，以飨读者现行法律有何缺陷，修法应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现行《环境保护法》和《草案》仅规定基本环境义务、不规定基本环境权利的法律条文，存在着重大缺陷和弊病 “环保靠政府”、“政府是环境这种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以政府为主导’是我国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这是我国最大的现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政府是我国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生态破坏等问题的主要制造者，只有规范和控制好政府影响环境的行为，才能有效遏制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恶化的趋势、保护和改善环境 ：如何摆脱重义务、轻权利的立法思路 蔡守秋：在修改《环境保护法》（1989年）的大讨论中，关于综合性环境法律如何确立其基本环境权利和基本环境义务，主要有3种主张：一是法律仅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简称仅规定基本环境权利；二是仅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简称仅规定基本环境义务；三是同时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简称同时规定基本环境权利和基本环境义务 1989年《环境保护法》采纳了仅规定基本环境义务的主张，2013年6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简称《草案》）不仅维持了现行《环境保护法》仅规定基本环境义务的作法，而且在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后面，进一步强调“公民应当增强环境保护意识，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 这种仅“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不规定公众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的作法，是一种典型的“重公民环境义务、不要公民环境权利”的立法思路这不仅损害了公民环境义务和权利的衡平、协调、成比例和统一，而且不利于调动和发挥公民非排他性地享用环境利益、生态服务和保护环境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 我主张环境保护综合性法律同时规定基本环境权利和基本环境义务，主张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和现行《草案》仅规定环境义务、不规定环境权利的法律条文，建议《草案》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用清洁、健康的环境的权利，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为何忽视环境权将降低环境法效力 蔡守秋：一般而言，法律权利是指权利主体依法享有的某种权力或利益，表现为权利享有者可以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一定的行为 首先，权利意味着权利主体在法律上的积极利益和收益，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是权利主体拥有的实现其利益的一种力量；另外，权利还意味着权利主张者的一种牢固的、坚定的、不妥协的要求和需要，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的法律上的权力，是法律规定的权利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 法律义务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义务主体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应当性，是法律规定义务主体必须履行的，是一旦不履行义务将受到制裁的关于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要求义务意味着义务承担者在法律上的消极利益或利益付出（即减益），是法律对义务承担者所施加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拘束 法律如果仅仅规定公众（即一切单位和个人）的环境保护义务、不规定公众的环境权利，公众因无法律权利而无救济（即在其环境利益受到侵犯时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公众因有法律义务而被追责（即因不履行法律义务而被追究法律），导向的是强化追究公民的法律、强化政府的监督管理权力、弱化维护公民的切身环境权益这就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和《草案》主要是“规范公众行为的法律、而不是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主要是政府权力法、而不是政府法，主要是公众义务法、而不是公众权利法”的法律上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也是我国环境法律“数量虽多、效力（效益、效率）很低”的主要原因 总之，《草案》不讲公民的环境权利、只讲公民的环境义务，不仅其正当性存在怀疑、有损于公民的环境权益，而且不利于充分发挥和调动公民保护环境的主动性、自觉性和积极性，降低和损害了环境法的效力（效益、效率） ：为什么说明确环境权是为了促使政府更负地保护环境 蔡守秋：仅规定基本环境义务、不规定基本环境权利的立法指导思想和逻辑是：从强调和突出政府的环境权力（职权）出发，在否定公民有享用清洁健康环境的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片面强加给公民以保护环境的普遍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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