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团筹谋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新路径

中国经济面临怎样的改革机遇？要迎接哪些挑战？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的要素又有哪些？在1月26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国经济年会上，多位中国经济智囊从不同角度，围绕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深度讨论。

分析形势 把握机会

中国GDP怎样才算好？是7％～8％好，还是9％～10％更好？讨论一开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同时表示，国外有唱衰中国经济的人表示201 年中国经济将要 硬着陆 ，但更多人士认为中国经济由改革带来的发展红利还多得是。

对此，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裴长洪表示，未来十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比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长或在7.5％左右)，这是一个重大机遇，而采用内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还要从优化结构入手: 我国内需有着很大的增长潜力，但内需的内部还存在结构的问题。比如我们说投资还有增长空间，这是因为目前的投资60％以上是民间投资，政府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占比实际上不到40％。要发挥好民间投资的作用，就需要正视民间投资要回报、追求质量和效益的特点。解决好民间投资增长的问题，也会使我们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更合理。

再从中国的消费结构上看，裴长洪认为，商品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比例较大(约占60％～65％)，服务消费水平偏低，这一结构与发达国家恰好相反。 在消费结构中，除了可以继续提高商品消费的数量，还可以通过结构的改变增加我们消费的动力，培育拉动消费新的增长点。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认为，中国经济迎来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机遇期，核心问题在于切换发展思路。 首先就要切换用投资保GDP增长的发展思路。我始终认为投资是有需求(内外需)来决定的，没有具体的需求规模，就不能有那么多的投资，否则就是投资浪费。现在我们经济发展一遇到不顺利就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这种思路必须改变，以高消耗换高GDP的模式不可持续。

同时，贺铿认为 半市场、半管制 的政府公司化模式也需要切换，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细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而货币政策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财政政策要保持收支平衡。从拉动经济增长角度看，既要抓内需，也要促外需。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表示，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也是最重要的消费市场。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开放优势，牢牢掌握主动权，以扩大开放换取全球对中国的持续开放，以此化解利益分歧，谋求更加公平合理和稳定的发展环境。 她同时介绍称，我们国家现在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62万家，外商投资企业28万家，走出去在海外投资的企业1.8万家，这些企业都是今后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力量。

作为全球市值最大银行的行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则表示，不应当把实体经济与金融业对立起来。 在连续三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金融业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不断增强，这一比值到2011年底为116％，而1979年时为60.2％。并不是说经济增长越依赖信贷就越好，但银行贷款余额的增长对经济起到了促进的作用，金融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有机融合在了一起。百业兴则金融兴，金融稳则百业稳，金融和实体经济是血液、骨骼和肌肉的关系。

积极献策应对挑战

全球货币量化宽松给我国货币政策带来严峻挑战。对此，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谷源洋认为，发达国家同步实施的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意味着新的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抬高了通货膨胀，第二个风险是形成了新的资产泡沫。各国通过货币贬值来扩大出口保障领土、资源安全等新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高度警惕一些国家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热钱大进大出，同时要增加对跨境资本的监管。 谷源洋表示。

安全，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在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看来令友非常遗憾。大家纷纷猜想：这事肯定是赵文卓“水军”干的？就连微博红人“八掌柜”也说：“舒淇事件，当前我国面临的挑战既包括生存与发展安全(环境与能源需求)的挑战，又包括传统安全(与其他军事强国之间的关系)和非传统安全(跨国犯罪、公民海外权益)的挑战，这四方面挑战相互影响，交织在了一起。 对此，周文重认为，应一方面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另一方面坚持和平、全方位的外交策略，更需 打铁还要自身硬 ，转变国内经济增长方式，将 十二五 规划目标落到实处。

说到挑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重点关注目前正在全国推行并且逐步扩大范围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 营改增 )改革。 营改增是一场不亚于1994年的重大财税改革的导火索，甚至由此带动整个经济社会一场重大的变革。由于财税体制本身是最综合的，由财税体制可以延伸到政府职能的方方面面、各个层面，甚至可以牵动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认为，营改增实际上已经点燃了另外一场或新一轮中国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导火索，我们必须未雨绸缪，迎接这一挑战。

从国内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依然是房地产市场。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表示，从去年 月开始，国内不同区域、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走势出现了差异，一些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价格仍然在上涨，三四线城市价格低迷，供给过剩，甚至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了泡沫破灭。 事实上，当人们纷纷认为城镇化是最大的发展潜力并在挖掘最大潜力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真正走出一条新型的城镇化道路，而不像过去十余年推动土地、地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做物理扩张的城镇化？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发展方式转变的挑战。另外，如果在大中城市出现房价快速增长的情况，我想有可能会招致更加严厉的调控措施。 隆国强表示。

谋划经济健康发展

我们发现，经济增速下滑的背后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变化。 在谈到中国经济如何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话题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这样说。 比如说服务业非常活跃，在经济增速低于8％的情况下，我们的就业突破了1200万，打破了以往 经济增长必须保持8％才能促进就业 的规律，我们不需要追求8％，我们也能扩大就业。这源于经济结构、增长动力的变化，包括地区产业转移、技术创新动力增强、地方转型客观压力加大、主动性增强等，我把这些通通叫做内生效应。如果这个效应增强了，201 年的增速一定会是持续，而且是健康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认为，原来我们惯于对需求进行管理，今后我们要把重点更多地转到供给管理上来，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资本生产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要素再配置，以这个为中心，对冲我国潜在经济水平下行的压力。

从供给管理出发，我认为需要做以下几件事:第一是产业的大规模兼并重组，通过市场机制，把落后产能下决心淘汰掉，把生产能力提升一个水平，未来提升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其次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研发平台，以提高中国经济的生产能力；第三是培育发展生产性的服务部门，包括研发、设计、标准、营销络、供应管理，这种专业服务对于提升某个制造业的价值链意义非常重要；第四，我们有些产能可以走出去，比如钢铁、有色，可以到资源产地去，我们进口6亿多吨矿石，可以把这些企业送到原料产地去，这也可以有利于构建中国的全球化制造体系。 王一鸣说。

而在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看来，所谓 人口红利消失或人口停止增长会阻碍中国经济增速 的说法，是被大部分同行和学者夸大了的。 实际上，在中国过去多年平均10％的实际增长率里，劳动力的增长贡献连一个百分点都不到，它在最近5年的贡献率只有0.6个百分点左右，10年的贡献只有0.8个百分点左右。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历来都不是依靠劳动力的增长去支持的，而是靠劳动力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未来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能维持多大程度，主要看支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还在不在。我认为只要可以持续地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每年有一千多万农民工从传统低效率的生产活动转移到城市比较高效率的生产活动中来，是可以支持经济增速的。 屈宏斌表示。

(来源:人民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