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与复兴读西方的没落节能

没落与复兴-读《西方的没落》

在《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形式与现实》的最后，斯宾格勒写到：浮士德的理性借用一种逻辑必然性将其阐述为一种动力学的、必然的因果律，进而又把它发展为一种独断的、勤奋的、变革世界的科学—乃是浮士德式的心灵留给未来文化的伟大遗产，是一种具有无限的超越形式，但继承者很可能会忽视的遗赠。经过这一番挣扎追寻之后，西方科学已精衰力竭，它将返回到它的精神故乡。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的最后，斯宾格勒写到：我们没有奔向这一目标或那一目标的自由，而只有做必做的事或什么也不做的自由，历史的必然性所安排好的任务，将要由个人来完成，或则非所愿地完成。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看到这里，我们会看到透露出来的一种主观无奈，客观必然的思想内涵。全书读下来会发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宇宙、文化现象还是历史过程都是作为有机体，在经历生、住、异、灭的过程，没落与复兴总是不断地重复演变。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

二、西方没落的涵义。

关于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是这样表述的：当一个伟大的心灵从一度童稚的人类原始精神中觉醒，自动脱离了那原始的状态，从无形式变为一种形式，从无涯与永生变为一个有限与必死的东西时，文化便诞生了，它在一块有着可确切界定的风景的土地上开花结果，就像植物一般。当这心灵以民族、语言、教义、艺术、国家、科学等形态实现了其所有可能性之后，它便会熄灭。而回复至原始的心灵状态。但是其活生生的生存，那界定和展现各完成阶段的一系列伟大时代，乃是一种内在的热忱的奋斗，为的是要维持其文化的理念，以对抗原始的力量，对抗无意识深处的怨诉。不仅艺术家要反抗物质的阻力，反抗自身观念的窒息，事实上，每一文化都与广延或空间有着一种深刻象征的、几乎神秘的关系，它也要努力在广延和空间中并通过广延和空间来实现自身，一旦目标达成—文化的观念、其内在可能性的整个内涵皆已实现，并已变成外部现实—文化立刻便会僵化，它便会克制自己，它的血液便会冷冻，它的力量便会瓦解，它便会变成文明，我们可以在埃及主义”拜占庭主义”满清主义”这样的字眼中感受或理解这一点。它们就像一个已经衰老朽败的巨大原始森林，枯朽的树枝伸向天空，几百年、几千年，如同我们在中国、印度、世界所看到的。

每一个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经历内在与外在的完成，最后达至终结—这便是历史之没落的全部意义所在。在这些没落中，古典文化的没落，我们了解得最为清楚和充分；还有一个没落，一个在过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与古典的没落等量齐观的没落，在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这就是西方的没落。

斯宾格勒认为，文化作为有机体，服从的是大宇宙运动的周期性的命运或生命循环的节律，如同个体的人要经历其生命的各个阶段一样，每一个文化也都有其孩提、青年、壮年、老年时期。世界历史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经历古代-中古-近代直线的发展，而是各种不同的文化在其中生长和衰亡，每一种都有生长的期限，就像田野里的花朵和草木一样，从盛开又到衰老。斯宾格勒以大自然的伟大循环—春天、夏天、秋天、冬天—为意象描绘了这幅奇妙的图像。

这文化的最初还是一个年轻而颤栗的心灵，满负这疑惧之情，这是文化的春天，是文化的青春时代，它试着用那初生的形式去表达充满血气和渴望的心灵，去表现这心灵所直接感受到的宇宙情感。这神话般的世界意识，在逐渐走向成熟，为了给生存找到纯粹的、直接的变现，就如同一个惶惶不安的债务人，需要不断地与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恶的力量做斗争，直至最后获得并认识到那纯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现，由此文化便进入它的成熟期，就像春去夏至一样，随着人类意识逐渐摆脱童年时代的幼稚，随着人类在其创造和经验过程中对光的世界有了确定的知识和表达方式，文化也就告别了童年，进入了成年阶段。再往后，变身文化的温柔”到临近脆弱”的时期，那甜蜜的芳香犹如十月的金秋时节，既有球秋收的，又有瑟瑟秋风中的丝丝凄凉，理性和秩序已成为现成的模式和传统，不再有的欲求和能力，对往昔的光荣回忆，取代对未来的幻想和憧憬。最后，在文明的昏暗的破晓时刻，心灵之火熄灭了，萎缩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着半成功的创造。再后来，心灵还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义中，忧郁地回望着它的童年，到了最后，它也疲倦了、厌烦了、冷漠了、失去了存在的欲望，于是，正如帝国时代的罗马那样，它盼望能走出那漫长的白昼，而堕落到原始神秘主义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里，回到坟墓里。文化的圆圈，走过了它的童年、青年、壮年和老年，经过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最后走向死亡—就这样完成其生命的循环周期，而不同文化的这些圆圈，就构成了世界历史或历史世界的完整图像。

三、《西方的没落》的社会影响。

曾经，《西方的没落》在欧洲大地的强烈震动让斯宾格勒深感困惑。面对斥之者的历史的占卜术”恶的预言书”之类的评论，斯宾格勒以决裂的姿态来回应，在1922年的修订版前言里，斯宾格勒写道：对于那些只会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的人而言，我的书不是为他们而写的” 表面上看，斯宾格勒是一个书斋型的学者，足不出户，没有明确的政治关怀和具体的政治立场。其实不然，从某种意义上看，斯宾格勒可能是青年保守派当中最具有政治倾向性的一个。他的政治观点与其说是反映在《西方的没落》里，不如说是集中体现在《普鲁士的精神与》中，因为前者只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政治观念是相当潜在的，而后者则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不但政治概念十分鲜明，政治立场也颇为显著。斯宾格勒在《普鲁士的精神与》中分别从本体论和比较政治学的角度，阐明了对于”以及德国文化意识形态的理解。在斯宾格勒看来，德国需要的是带有倾向的权威主义和国家主义。于是，在斯宾格勒那里，不仅与普鲁士精神是息息相通的，而且与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个体主义、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等也是完全可以共约的。

西方的没落是一部深刻、丰富的书，它不仅包含着对历史深刻的洞见，而且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思想上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现代西方产生了复杂、广泛的影响。 在西方的没落的一书中，斯宾格勒大胆地提出了研究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新学说，即比较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体系。他认为这是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土壤中所能产生的唯一的新哲学，从这一世界历史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可以很好地审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为现时代的文化定位，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斯宾格勒认为全人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各个文化的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只能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历史。每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的个性特征，这些基本物征作为文化的灵魂从文化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是互不理解的。因而，研究世界历史必须采用文化形态学的方法，从贯穿于每一文化的基本的个性特征去把握其形态。把握各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不能靠自然科学的方法，要靠本能和直觉去理解。

四、欧洲的文艺复兴与中华文化的复兴。

文艺复兴（意大利语：Rinascimento，由ri-重新”和nascere出生”构成，法语：La Renaissance）是指发生在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当时的人们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代曾高度繁荣，但在中世纪黑暗时代”却衰败湮没，直到14世纪后才获得再生”与复兴”因此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最先在意大利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16世纪达到顶峰，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文艺复兴是西欧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改革与启蒙运动）之一。1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城市的兴起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改变了以往对现实生活的悲观绝望态度，开始追求世俗人生的乐趣，而这些倾向是与的主张相违背的。在14世纪城市经济繁荣的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对文化的反抗。当时意大利的市民和世俗知识分子，一方面极度厌恶的神权地位及其虚伪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成熟的文化体系取代文化，于是他们借助复兴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文化主张。因此，文艺复兴着重表明了新文化以古典为师的一面却被告知：“不履行签字协议就遣送回国，而并非单纯的古典复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后，在中国大陆出现了精神危机或者说是信仰危机。也许应该再往前，从1949年后不断进行的各种政治运动，只破不立，逐渐形成了一股支配和控制中国社会的极左思潮，并把这种极左思潮强加于我们这个民族，把我们的文化传统打断了，使我们的民族几乎成了没有民族文化的民族。一个民族失去了精神支柱，就像人的身体没有灵魂一样。现在，我们的社会相当严重地存在金钱拜物教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贪污腐化的事例。国学大家汤一介先生在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一文中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复兴的前夜，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化有个自觉的认识，必须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认真发掘我们古老文化的精神所在，以便把我们优秀的文化贡献给当今人类社会。认真反省我们自身文化存在的缺陷，以便我们更好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并在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下给中国文化以现代的诠释。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地走上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与其他各种文化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的新世界。

五、佛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作用。

西方的没落》为中华民族的的伟大复兴了一个参照，让我们更加明白地看清楚中华民族在复兴过程中所要走的路。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生命。概念，即是生命表现的容器，更是贯穿于过去与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国学大家汤一介先生在《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内容有自己的见地：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两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是一伟大的民族，有着很长的灿烂光辉的历史文化传统，它的文化对人类社会无疑是极为宝贵的财富，我们对这笔财富应善于利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资源保证，使之对当前人类社会争取和平共处，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协调共存，推动世界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作出应有的贡献。清朝雍正九年上谕中说：域中有三教，曰儒、曰释、曰道。儒教本乎圣人，为生民立命，乃治世之大经；而释氏之明心见性，道家之练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且其教旨主于劝人为善，戒人恶德，亦有补于治化。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而文化发展、人们的道德以及精神文明建设却亟待改善和提升。近代以来，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今天，儒家文化的制度性传承仍然没有建立，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其现状与人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差距。在儒释道三教当中，佛教的发展相对较好也曾尝试着在硅谷收购几家规模不大的创新企业，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复兴的最重要载体。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主席在巴黎的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讲到：在北京美轮美奂的什刹海，有一座广化寺。广化寺的和尚，建立了一家什刹海书院。一年有四季，什刹海书院的四季是儒学季、佛学季、道学季和易学季。每个季节，和尚们都聘请一流国学登台论道，以文化人。什刹海书院的出现，体现了中国佛教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他还专门论述了法门寺的价值与意义，强调不仅仅要作为文物欣赏，更要复活其内在的精神价值。他说：1987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20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