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国br在海斯勒的中国旅途中

在海斯勒的中国旅途中，各色人等都搭了他那辆切诺基，尤以打工妹为多。

络上最近流行这么一段话：“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这句话出自彼得·海斯勒的《寻路中国》。

今年1月出版的《寻路中国》中文版的封面是一尊站在马路边上的玻璃纤维交警塑像——非常符合西方人对中国的猎奇想像。作者彼得·海斯勒的中国写作，基本上也是为了满足美国人的好奇心。从《消失中的江城》1月9日（下称《江城》）、《甲骨文》到刚刚出版的这本《寻路中国》，三部曲横跨海斯勒在中国的十年，从1996年至2007年，十年时间，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海斯勒说：“大规模的政治事件与强力领袖开始从中退却。相反，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性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我所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

彼得·海斯勒曾经的身份是《纽约客》驻北京，不过他现在大部分时间已经不在中国，上次来华采访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离开中国后，他还试图去写关于中国以外的东西，结果发现，还是写中国能带来最大的信心，海斯勒自信对这个国家足够了解。

海斯勒出生于美国密苏里，与中国结缘是源于1994年的一次毕业旅行，他从欧洲坐火车和汽车一路穿过欧亚大陆，直抵泰国，而中国是其中逗留时间最长的一站。海斯勒后来回忆说：“在此之前我对亚洲并没有什么兴趣，更别提中国了……老实说，当时来中国的惟一理由就是这段铁路的终点是北京。我原本以为，我不会在中国待多长时间，最多一两周罢了。”首次中国之行延长到了6周，就是在那次旅行之后，海斯勒开始找机会重返中国，并希望能在中国生活。1996年，海斯勒加入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来到中国，被分配到涪陵，在那里度过两年支教生活。选择涪陵这样一个几乎没有外国人的小地方，也使他远离了大都市里外国人社群的陈习陋见，“我最初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教书并学会够用的中文。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慢慢有了写作的自信，最后，我觉得我能动笔写这个地方了。”那两年的生活写入他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江城》，书里讲述了他在长江沿岸小城涪陵作英文教师的故事。《江城》也圆了海斯勒的写作梦。

结束支教生活后，他留在北京以和自由撰稿人身份为美国报纸、杂志撰稿。作为一名驻华，海斯勒的习惯是在一个地方——哪怕是远离北京的小地方——住上一段时间，和当地人见面、聊天。他那时住在北京作为指挥员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却从不写北京，因为在他眼里北京不代表中国。而对于自己跟中国有关的工作，海斯勒的心态是把自己放在作家的位置上，而不是，“我在中国的工作不是改变中国，或者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正确了解中国人现在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看重的是哪些东西。”

2001年夏天，海斯勒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些在乡村和城市的见闻，海斯勒都写进了《寻路中国》一书。海斯勒说：“《寻路中国》有几条不同的线索。它首先叙述了我由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另一条线索集中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在这里，我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变化经历；最后，则是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继之前的《江城》和《甲骨文》之后，《寻路中国》是海斯勒中国纪实三部曲的尾曲，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

他记录的是底层中国

彼得·海斯勒有一个普通的中文名字何伟，还有一个中文博客——何伟视角。他这些年以为《纽约客》、《国家地理》撰写关于中国的特写文章为生。海斯勒写他搭乘火车或者自驾的中国旅行。在这样辽阔、复杂的国土上旅行，对一个外国人尤其是持有外国签证的人来说，尤其不易。但对于写作者来说，更多的障碍意味着更有趣的故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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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真的关心中国吗？那些关于中国或者中国问题的著作，在西方并没有太大影响力，除非拥有耸人听闻的标题比如去年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更多时候，所谓“中国问题作品”其实是出口转内销，比如奈斯比特、库恩的书。他们在官方组织的游览车里和酒桌上写作，最后满足的是中国读者的虚荣心。或者，那些中国题材著作过于政治和学术化，遛狗、剪草坪的美国中产阶级才不会去看无趣又败坏心情的书。而海斯勒的中国题材作品在西方拥有的是普通读者，因为他的书足够风趣，不刻意写政治，又符合人们对异域风情想象的消费需求。海斯勒自己也说：“我比大多数外国更少关心政治，我想写的是中国的日常生活。”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风俗、关系、恶习、抱怨……在海斯勒那里都具有猎奇性。海斯勒入乡随俗，表示理解。有时候你会觉得，海斯勒可能比我们普通中国人都更了解中国。他用几年时间，去中国的西部、工业区，或者温州、深圳，接触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而不是坐在北京CBD的咖啡馆里听成功人士的“中国蓝图”，他理解这个快速城市化和变迁的国家。海斯勒更容易被工农大众接受，在他看来，普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务实，“这种务实让我更容易与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总是通情达理的。”于是我们可以在他的旅途中看到，各色人等都搭了他那辆旅行车，尤以开了眼界的打工妹为多。

返销中国的中国问题书

其实对于一个中国读者，《寻路中国》这样一本返销到国内的中国问题/中国旅行文学书，它最有趣的地方在于作者海斯勒的评论，由这样一个西方人讲出来，足够反讽。这些散落在各页码上的评论，因为人物、场景描绘的铺垫和累积，最后爆发出不动声色的幽默。他一开始写到在中国乡村公路上开车为谷物“脱粒”的冒险经历，从疑惑到理解：“很难想象还有别的做法，既公然违背交通安全法规，又违背食品卫生法规。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没有人去计较这种行为，因为用别人的轮胎完成脱粒工作是最简便的方法。”“没人去计较”，这既是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又是中国社会顽固不化甚至愚昧之处，其结果就是海斯勒的另一个总结，“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作为外部观察者，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某些观点其实也是极富洞见的，那些理解并非来自炫目的数字、晕眩的都市场景或者破败的乡村，而是对普通中国人生活的理解和熟稔。当海斯勒的同行都在写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强调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时，海斯勒却说，“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很多人都在探究，他们渴望某种宗教的或者哲学的真理，他们愿意跟他人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纽带和联系。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

其实海斯勒也不是不写政治，在相当多篇幅里他写到了和上访者打交道的故事，尤其是那些反对拆迁的上访者。海斯勒得出了一个相对谨慎的观点，“我常常感到，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形成了障碍。不过，这样的情形还没有发生。”

对西方读者，作中西比较可能是吃惊或者会心一笑，而在中国读者读来更多可能是反思。比如海斯勒写到他熟悉的浙江丽水，描绘这里城镇建设的情形，他比较了美国兴建新城镇与中国的最大差异，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及的那段文字。

作为旅行者，海斯勒开着切诺基沿着长城一路往西，难免迷失在地图上的线条里，于是一边问路一边修整自己的方向，但他认为，“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

（实习：明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