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莫言获年福冈亚洲文化大奖容易

2013年12月30日下午4时左右 我想从莫言获2006年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谈起。这个文化奖旨在表彰“在保存与创造亚洲独特多样性文化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个人。授予莫言的理由是，莫言以独特的写实手法和丰富的想象力，描写了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真实现状。颁奖词高度称赞莫言说，“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学的旗手，也是亚洲和世界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引导亚洲文学走向未来”。恰巧，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访问期间，在几个场合都表示，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会有人获文学奖，而莫言就是非常有力的候选者。而我在十年前对莫言终将获得文学奖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现实。何谓“旗手”？就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坚持本民族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创作方向。尤其是在亚洲，在那些欠发达国家中，如何在今天美国文化铺天盖地席卷全球之际，坚持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以保护本民族的文化生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以此构成世界文化的多元共荣格局。我想莫言的“旗手”意义正在于此。

20年来，莫言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道路选择上，也走过了一条螺旋式的发展轨迹，粗略看来，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民间音乐》、《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一直到《红高粱》。可以说，莫言在瞬间找到了自己，并迅速进入了爆发期。这个阶段他并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模式，表达风格基本上是民族的，但同时也受到一些拉美和西方作家如马尔克斯、福克纳、克洛德·西蒙的影响。这期间的作品表达的都是中国的人和事、民间的故事，尤其是莫言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不管他采用什么形式，这点始终没有变。《透明的红萝卜》出自天然，《红高粱》走向极致，从想象方式到语言方式初步形成莫言风格，以中国风格为中国农民写意造型。

第二阶段，即《红高粱》之后到90年代中期大约十年间，莫言有点剑走偏锋，在追随西方化的道路上过犹不及。主要作品有中篇《欢乐》、《红蝗》，长篇《十三步》、《酒国》、《天堂蒜苔之歌》、《丰乳肥臀》等。特点是有点刻意追求形式的西化，加之感觉的泛滥和语言的膨胀，以及想象的重复，造成了作品阅读中一定的紊乱感和晦涩感，作品开始疏离读者，也遭到了批评界包括我在内的严肃批评。但也许在莫言看来，这些作品虽然在国内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甚至大学生也不看、批评家也不待见，但是在国外却颇受欢迎。言外之意是求仁得仁，达到了他的价值取向预设。

第三阶段，从本世纪初的《檀香刑》开始，莫言又回归到传统。那个很熟悉、很亲切的莫言又回来了，回到本土、回到民族、回到民间、回到说唱艺术，就像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所宣布：“我要大踏步后退。”我不敢说这是我们的批评对他起了作用，但我敢说，这是莫言在新世纪寻找中国文学发展道路，所做出的一种很宝贵的调整和修正，这就是要走一条民族的道路、民间的道路、本土化的道路，在最传统的形式中表达最当代的理念。纵观莫言创作道路的三个阶段，再来看《生死疲劳》，显然它属于第三个阶段，和《檀香刑》有相似之处。

《生死疲劳》是我集中阅读的几部长篇小说中，比较具有可读性的一部。一是结构形式与叙述角度的中国化。它的外在结构是章回体，内在结构是“六道轮回”，是传统的说书形式与中国式的魔幻主义的结合。二是语言与想象的民间化。民谚俚语大量运用，狂放适度、幽默到位，通过写驴、牛、猪、狗、猴来转换叙事视角，写意与写实相结合，展现了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典农村场景。三是动物心理及习性描写的拟人化。无论写何种动物，写何种动物的何种习性、何种动作、何种语言，首先是写得像，看得出作者对农村生活和牲畜之熟悉，确乎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其次是从中能看出莫言对童年、少年生活惊人的记忆和复现能力。他对任何动物的描写、想象与夸张，都离不开他童年少年与其亲密接触的体验；再次，是人畜转换易位得体自然，不生硬，不牵强，既有畜形又有人神，既有畜味又有人情，结合拿捏得不露痕迹。其中“猪撒欢”一章最为出彩，写得五彩缤纷，热闹非凡，是莫言的擅长所在。四是主题表达的混沌化，你说是解构历史，重构当代史，颠覆阶级斗争，解读人与土地的关系？都沾边又都不尽然，含而不露，隐而不张，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言有尽而意无穷。当然，苛刻而言，《生死疲劳》也还有少许硬伤，特别是小说结尾处理过于草率，人物命运走向随意化，逻辑关系演绎简单化，亦难逃“半部杰作”之讥。

（实习：郭宇）